公元1029年的春天，汴京譯經(jīng)院里新來的一位僧人成了熱門話題。這位年輕的和尚，不僅通曉梵文佛典，竟還能與翰林學(xué)士們吟詩斗句，成了令文人競折腰的傳奇僧人。
他左手持錫杖丈量名山，右手握詩筆酬唱公卿，用三十年光陰譜寫出一部“半是禪心半是詩”的精彩人生。
他就是活動于宋真宗至英宗朝的臨海著名詩僧釋長吉(？—約1066)，號“梵才大師”，祖籍嶺南，在臨海修行，天臺宗“山家派”代表人物。
一
宋仁宗天圣年間的汴京，釋長吉的出現(xiàn)堪稱“破圈”事件。這位來自臨海的僧人，本應(yīng)在“青霞白云致，茂樹修竹陰”的天臺勝境中靜修，卻因“釋子之秀”被選入譯經(jīng)院，在皇家譯場與龍象高僧論道，與天下大德共譯佛典。
釋長吉初入京城應(yīng)該在天圣四年(1026)，他因為“精浮圖書”，精熟天臺宗而被選中成為“義學(xué)僧”。位至宰輔的胡宿在《臨海梵才大師真贊》中稱釋長吉“天圣中，至自臺山，館于輦寺”，參加朝廷組織的佛教典籍編纂工作，做的是“訂正智者、慈恩二教”的工作，即整理智者大師(智顗)創(chuàng)立的天臺宗典籍。
在京期間，釋長吉參與整理臺、相二宗經(jīng)典并編入《開寶藏》，這是仁宗朝佛教文化事業(yè)的一項重要內(nèi)容。其間，他還參與“同編《釋教總錄》三十卷”，該書被后世稱為《天圣釋教總錄》。
天圣七年(1029)，由于上述工作非常圓滿，參與其事的釋長吉獲得了佛教界最高封賜——紫衣和師號：“書成(指《總錄》)奏御，賜紫方袍” ，“號梵才大師”。這讓他轟動一時，也為他與在京士大夫特別是在朝官員詩文唱和奠定了基礎(chǔ)。當(dāng)時集賢院名流黃鑒用“美號寵彌天，端居館香積”的詩句贊美他的受寵和得意。
釋長吉還是個儒學(xué)修養(yǎng)極深的詩人，他“善騷雅”，不僅在經(jīng)論中“分繕寶典”，更將禪思注入詩筆，讓枯燥的佛理化作靈動的詩行。北宋大詞人宋祁稱：“公資能詩，始來京師，以高言警章與士大夫相酬謝。士大夫爭從之游，名徹天子，故錫命服師號。”而且“朝之名臣勝士，莫不欣挹其風(fēng)，日至于室，參評雅道，間印禪理”，與其唱和的都是錢惟演、章得象、范仲淹等一時名士，每天都門庭若市、賓客盈門。
釋長吉“行嚴(yán)而身修，寓曠而氣安”，既能于宮闕間持紫衣袈裟與高僧論道，也能在蓮社中與公卿酬唱；既有才學(xué)，又擅長交際，這讓他一步步走向人生巔峰。用胡宿的話說，具有“以實性會道，以余力工詩”的圓融，甚至還有“詩癖”，一生前后所寫的詩有1000多首，還分門別類印刷了好幾本集子，其中第三集《淮海叢編》由宋祁作序。他經(jīng)常寄詩集給友人，梅堯臣、胡宿、林逋都對他的“三百言”“三百篇”“百余篇”印象很深、評價頗高。因此，他的詩名與釋名一同震動京城。
釋長吉的詩受晚唐體、西昆體及北宋新詩風(fēng)代表人物的歡迎，胡宿稱他“詩陶性情，跡安林剎，聲動王城”，宋祁稱贊他“墨海多雄藻”“盡把天光注言語，真將清氣入肝脾”，文豪梅堯臣贊其“清氣散人脾”，就連“梅妻鶴子”的林逋也忍不住寫下“囊集暮云篇，行行肯廢禪”，驚嘆他在詩與禪之間的游刃有余。
釋長吉是北宋詩僧群體中極具代表性的一位，其詩歌在繼承晚唐清麗詩風(fēng)的基礎(chǔ)上，呈現(xiàn)出北宋僧人詩作的獨特風(fēng)格。
從其僅存的幾首作品來看，他的詩以三教哲學(xué)為精神內(nèi)核，既滲透著“虛舟游太素”的禪道超脫，又承載著“耿介蘊國器”的儒家擔(dān)當(dāng)，在《游棲霞宮》的丹鼎仙境與《贈郡糾陳員外》的吏治關(guān)懷之間，建構(gòu)出世與入世的雙重精神維度。造境技法上，他善用“殘雪半江雨”的水墨留白與“金霞蒼壁”的瑰麗重彩，通過“歸禽/去櫓”“月華/蒼壁”等動靜光影的蒙太奇組合，在《題清輝堂》等作中營造出空靈深遠的立體畫境。語言鍛造上，既具“星籥豈惟壺內(nèi)景”的典麗精工，又見“瞬息人間又幾年”的天然韻致，剛?cè)岵男揶o張力在《桐柏崇道觀》中尤為顯著。
作為士大夫化的詩僧，其詩歌常以“篆香隨玉麈”的禪意解構(gòu)“南華齊物語”的經(jīng)典話語，用《贈臺倅徐太博》中“庾樓明月”的魏晉風(fēng)骨嫁接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，形成古今互文的詩學(xué)空間。這種宗教體驗與詩性智慧的深度融合，使其作品既保有方外之人的澄明境界，又透出“火烈金益堅”的剛健風(fēng)骨，堪稱北宋詩僧群體中儒釋道文化交融的典型縮影。
釋長吉的詩歌以禪道為經(jīng)、詩法為緯的創(chuàng)作實踐，不僅延續(xù)了晚唐體精工雕琢的傳統(tǒng)，更通過三教思想的有機融合，為宋代詩僧開辟出新的美學(xué)向度，在后來惠洪、道潛等詩僧創(chuàng)作中可尋見其深遠影響。
這讓釋長吉成為繼惠崇(蘇軾有著名的《惠崇春江晚景二首》)之后北宋又一位“詩僧明星”，時人有云：“法智講經(jīng)明覺頌，慈云談辯梵才詩。”說的是釋長吉憑借詩才與法智(釋知禮)、明覺(釋重顯)、慈云(釋遵式)等名僧并立。所以后來宋祁還將整理惠崇詩集的任務(wù)交給了他，只可惜這本集子沒能流傳下來。
二
釋長吉的禪房仿佛一座文化磁場，吸引著北宋最杰出的靈魂。史載，他當(dāng)時在京師“勝流欽風(fēng)，多所延供”，名流爭相與他結(jié)交，“王公撇席爭逢迎”“朝中半是名臣友”，大型追星場面令人驚嘆。用梅堯臣的話來說則是“當(dāng)時群卿士，共羨出氛�！保賳T們都羨慕他的超凡脫俗。
與他交往的有大名鼎鼎的范仲淹、宰相章得象、參知政事宋庠、著名詞人葉清臣、頂流詞人宋祁、隱逸詩人林逋、禮部侍郎蔣堂、太子少師胡宿等名公顯宦，幾乎當(dāng)朝的知名人士都出動了，梅堯臣甚至全家總動員，他妻兄謝絳、妻妹夫傅瑩都與釋長吉交好，唱和頻繁。
陸游在梳理宋代著名詩僧時感嘆：“宋朝興起之時，詩僧的水平雖不遜于唐代詩人，但都是仰仗諸位名公顯貴才得以揚名天下。如林逋提攜天臺長吉，宋祁推崇凌云惟則，歐陽修結(jié)交孤山惠勤，石曼卿賞識東都秘演，蘇東坡推重西湖道潛……”實際上，與釋長吉交往甚密的不僅是林逋，梅堯臣、宋庠、宋祁等都是他忠實的擁躉者。
釋長吉初次進京，便名揚天下，但他過慣了“山林之游”的自在生活，并不沉迷于京華煙云，反而“看盡塵勞息盡機”。天圣九年(1031)春，決然返回臺州臨海。消息傳開，京城掀起一股送別熱潮。
汴京南郊的這場送別雅集堪稱大宋文壇盛事，范仲淹、梅堯臣、宋庠等十余人相送。當(dāng)梵才大師帶著御賜紫衣、千卷佛經(jīng)與滿箱詩稿登船時，汴河兩岸的柳枝尚未泛黃，卻已沾滿了文人的離愁——葉清臣“江水望不極，楊花江面飛”的詩句，恰似為他送行的旌旗，在春風(fēng)中獵獵作響。
這場送別的高潮，是眾人聯(lián)句題寫數(shù)十首《送梵才大師歸天臺》(這里的“天臺”代指臺州)長卷，丞相呂夷簡寫下“深愧山陰許都講，肯隨支遁出塵囂”，將他比作東晉高僧支遁；樞密使章得象感嘆“京寺棲禪久，霞城去路長”，字里行間是對仙鄉(xiāng)的向往；就連“先天下之憂”的范仲淹，也在《和僧長吉湖居五題》中借湖山風(fēng)月，暗寄對梵才“宴坐靜當(dāng)明月塢”的歆羨。
明道元年(1032)，名僧釋長吉回到臨海，馬上得到臺州知州的追捧，知州讓人整理出府城北固山城隍廟旁的凈名庵(院址大概在今戚公祠)供其修行，后來的臺州知州元絳尊稱他為“凈名子”。
在凈名庵，大師進行嚴(yán)格的宗教修持的同時，依仗其才能和名聲，大力擴建壯大了凈名庵。據(jù)記載，在臨海三年后，他更是成為明星式的高僧：“道益光明，臺人異焉，捐金抵璧，踵往瞻事。四方來者，與麻葦俱。”日益壯大的信眾群體為他帶來了更多的資源，于是寺庵的規(guī)模進一步擴大，約在嘉祐年間，改名為嘉祐院。
過了幾年之后，為了進一步提升寺院影響力，大師又于慶歷元年(1041)至三年游歷江淮之間，推銷他的一大創(chuàng)舉——在嘉祐院建一座供奉佛經(jīng)的高臺般若臺，而佛經(jīng)則由當(dāng)時名公鉅卿共同抄寫。
于是，當(dāng)時政界文壇又誕生了一個“網(wǎng)紅事件”，即如宋庠所描述的“臺閣方面知名士數(shù)十族，叢喜迭舍，參訖寫庸”，朝廷要員和有名望的世家大族數(shù)十家，都紛紛踴躍參與，熱情地投入到抄經(jīng)熱潮中。這些平時批閱公文的手，此刻虔誠地抄經(jīng)贈別，宰相宋庠親自作記，稱梵才“能示方便，悅可大眾”，簡直是佛教大眾化的高手，能夠?qū)⒆诮坦Φ屡c文人雅集完美融合，成功地吸引大批追隨者。
三年間，梵才大師收集了宋庠、宋祁、范仲淹、梅堯臣、蔣堂等145位官員聯(lián)名書寫的墨寶《大品般若經(jīng)》。當(dāng)他從汴京再次回到臨海建設(shè)般若臺時，這場跨越南北的文化遷徙，早已超越了個體送別，成為一個時代的精神注腳。
釋長吉的兩次歸隱，是臺州文化磁場的一次盛大回流，使其修行道場，成了士大夫心中的精神桃源。當(dāng)他攜汴京名流手跡返歸臺州，不僅將“朝薰夜祓”的皇家氣度注入山寺，更讓臺州成為士林精神的皈依。從林逋“復(fù)有傷離客，中林病過春”的悵惘，契嵩“春色佳兮春風(fēng)輕，掔云袖兮趨遙征”的歌詠，到錢惟演筆下“漢苑辭千柰，仙丘訪五芝”的仙氣，葉清臣“春風(fēng)自無定，遠客又言歸”的眷戀，趙概“蓮社阻相親”的失落，元絳“何時得似凈名子，漱石眠云恣意閑”的嘆息，無不折射出北宋文人集體性的山林情結(jié)。無數(shù)詩句如星子墜落臨海，在《臺州嘉祐院記》碑刻上凝成銀河。
慶歷三年(1043)的嘉祐院有安隱堂，有清輝堂，這兒成為東南文化客廳，梵才大師接連做了兩件震動朝野的事：一是“砭膚取血，書維摩經(jīng)”。香客們常能看到驚心一幕：住持梵才以銀針刺破手臂，血滴入硯，正襟危坐抄寫《維摩經(jīng)》。刺血寫經(jīng)的虔誠與詩酒風(fēng)流的灑落，在梵才大師身上實現(xiàn)了微妙的融合。
這般近乎苦行的壯舉，觀其《題清輝堂》“少室傳花旨，南華齊物語”之句，分明是拈花微笑的禪意；而《贈臺倅徐太博》中“沙鳥下琴軒，江風(fēng)起廳樹”的官場贈答，又透著六朝名士的清談余韻。這般矛盾又和諧的生命狀態(tài)，恰如臺州古城墻上的藤蔓——佛門的青磚與儒生的苔痕，在歲月里共生為文化的肌理。
二是發(fā)動信眾捐資修筑般若臺，雕刻千劫佛像。慶歷五年(1045)，當(dāng)般若臺落成時，“黑白相趨，距躍圍繞”，僧俗共慶的場景，讓宋庠感嘆“去圣滋遠，有能駕其說植德于人，不在是經(jīng)乎”？宋庠為此專門寫了記文，詳細記載了大師的生平及其壯舉。
此后，文人對般若臺的向往，化作一首首登臨詩。石公弼“一輪明月照中秋”寫臺閣清朗，周延雋“幽致極東南，清陰潤客衫”寫環(huán)境清幽，彭郁“般若臺高迷遠近，溫涼座上清飄撤”寫亭臺清氣。這里不再是單純的佛寺，而是儒釋道三教交融的精神地標(biāo)，正如胡宿在贊文中所言：“禪離文字，詩陶性情”，大師用詩與禪，為文人打開了一扇通往自在之境的門。
在與大師的交往中，文人們藏著隱秘的自我投射。梅堯臣多次在詩中提及“天臺奇勝，日夕勞夢思”，卻因“尚忝齒纓綬”無法追隨；宋祁“無奈纓緌累，猶乖方外緣”，既羨其才，又嘆己身困于宦途；就連剛從宦途起步的黃巖知縣許懋，也在贈詩中流露“黃山俗客嗟官縛，不得梯云款凈廬”的向往與躊躇。他們送別的何止是一位僧人，更是送自己心中那個“山泉樂清適”“不復(fù)夢京華”的理想化身。
最耐人尋味的是大師回到府城后跟當(dāng)朝名流的書信往來。林逋在信中說“天臺不獨甲于東南，實為天下之勝”，與其說是贊山水，不如說是借梵才的居處，構(gòu)建自己的精神桃源；宋祁多次請教詩法，稱梵才詩“風(fēng)格愈峻，思致益深”，暗含對官場文學(xué)僵化的不滿；就連歐陽修的岳父胥偃，也在信中坦言“達人尚肯以塵勞為念，愧刻！愧刻！”在高僧面前剖白俗務(wù)纏身的焦慮。
如今我們重讀那些詩篇，仍能觸摸到那個時代的溫度，透射出北宋文人集體的精神圖景：既有對宦海沉浮的倦意，也有對心靈凈土的熱望；既保持著儒家濟世情懷，又向往著道家逍遙境界。那些送別詩、唱和集、往來信，最終織成一張巨網(wǎng)，讓梵才大師的身影，永遠定格在北宋文人“左手持卷，右手向佛”的精神世界里。在這個世界，他們曾共同擁有過一片澄明——那是超越身份、超越時代的心靈共振，是中國文人永遠向往的“詩佛合一”之境。
而梵才大師，正是這趟精神旅程中，最動人的引路人，他用詩筆為臺州山水注入人文魂魄，讓這座東南名郡在宋代文化版圖上永遠閃耀著智慧的光芒。
三
梵才大師除了推廣了臺州的禪宗文化之外，還有一大貢獻，是將禪茶結(jié)合，讓臺州茶在名流間傳播開來。
北宋士大夫普遍相信臺州云霧能養(yǎng)茶性，蔡襄就曾托僧人帶回天臺山的苔蘚培育北苑貢茶。蘇軾也曾為一位擅長茶事的僧人寫過一首詩，當(dāng)中有“天臺乳花世不見”之句，寫盡了對臺州茶道文化至高境界的贊美和向往。
而梵才大師也是茶道高手，他在北固山上修行著獨特的禪意美學(xué)：“中餐啜露葵，午坐烹茶乳”的簡樸，“少室傳花旨，南華齊物語”的玄思，構(gòu)建起物質(zhì)與精神的雙重清修，成為中國禪茶文化的名典。這種生活范式通過詩文傳播，使臺州成為文人心中“道勝塵慮沉”的象征。
每年春茶初綻時節(jié)，總有一包帶著晨露的臺州茶翻山越嶺抵達汴京，那是梵才大師寄給摯友宋祁的問候，也是臺州山水靈氣與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奇妙聯(lián)結(jié)。宋祁收到臺州茶時，興奮地寫了一首題為《答天臺梵才吉公寄茶并長句》的詩，其詩全文如下：
山中啼鳥報春歸，陰閬陽墟翠已滋。初筍一槍知探候，亂花三沸記烹時。
佛天雨露流珍遠，帝苑仙漿待吸遲。飲罷翛然誦清句，赤城霞外想幽期。
詩中不僅歌頌了臺州山水之靈氣孕育出絕佳好茶，而且還生動地描繪了臺州茶在沖泡過程中展現(xiàn)的美妙意境，并將這種茶稱贊為“佛天雨露”“帝苑仙漿”，給予極高的評價。詩人喝了之后，仿佛進入超然的境界，翛翛然產(chǎn)生了出塵之想。
名士石待舉也收到了茶，也作有《謝梵才惠茶》一詩：
郡園名荈制猶新，分惠眠云跂石人。色斗瓊瑤因地勝，香殊蘭茝得天真。
開時好對棱棱月，碾處應(yīng)飛瑟瑟塵。寄語高僧宜鄭重，能詩方遣雨前春。
該詩也熱情歌頌了梵才大師所送茶葉“色斗瓊瑤”“香殊蘭茝”的觀感和味覺，并且點出該茶出自“郡園名荈”，說明梵才大師所送的茶是在府城郡圃種植的，而不是出自天臺山。這更加豐富了臺州茶文化內(nèi)涵，表明那時在臺州山水文化的加持下，文人對臺州茶的普遍認(rèn)可與好評，也說明臺州府城曾培育過品質(zhì)較高的茶種。
這位穿梭于朱門與林泉的僧人，最終在臺州完成了文化樞紐的使命。他既是以血經(jīng)震懾“濁劫下根”的宗教改革者，也是以詩筒串聯(lián)汴杭臺三地的文學(xué)使者；既是知州“虛凈名庵以舍之”的地方精神象征，也是民間“黑白相趨，距躍圍繞”的信仰圖騰。當(dāng)朱弁嘆息梵才編錄的惠崇詩集未能傳世，臺州早已超越地理概念，成為北宋文化版圖上的精神坐標(biāo)。而梵才大師刺血書經(jīng)的決絕與“優(yōu)游笑把洪崖袂”的逍遙，恰似臺州地域性格的隱喻——面朝大海的勇毅與群山環(huán)抱的溫厚，在此水乳交融。
千年后的我們重讀宋庠《臺州嘉祐院記》(又名《般若臺記》)，恍見梵才大師立于北固山巔：腳下是“刊林衡，鏤巖椒”的土木之功，手中是“攪萬異為一真”的經(jīng)卷，眼中倒映著“朝簪相訪”的車馬與“東峰月華”的清輝。這位臺州之子的生命之書，早已超越佛門宗派的界限，成為宋韻文化中一曲山海交響的詩章。
當(dāng)游客駐足嘉祐院遺址，或可遙想當(dāng)年梵才大師與梅堯臣共品新茶時，那一縷氤氳了禪機與友情的茶煙，正從歷史的深巷飄來，范仲淹“晴嵐起片云，晚水連初月”的澄明之境，也仍飄蕩在括蒼山的云霧里，訴說著佛道共生的臺州智慧。
大
中
小
打印]